在《法律的道德性》的这一新版本中，前四章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一两处微末的校正。因此，惟一的实质性改变在于增加了第五章，也就是题为“对批评者的回应”的最后一章。
前四章基本没有变化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我对其中所呈现的表述形式或实质内容完全满意。它仅仅意味着我在重新思考其中所涉及问题时并没有取得十分重大的进展，因此，无法对1963年讲座中首次表达的那些观点进行任何能够体现实质性变化的重新表述。它还意味着我基本上仍然坚持自己在那些讲座中所表明的立场。
我希望新增加的第五章不会被简单地看成是一项辩论术练习。许多年以来，英语世界中的法律哲学基本上是被奥斯汀、格雷、霍姆斯和凯尔森的传统主宰着。他们的总体法律观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并不意味着这种观点被人们完全满意地接受了：即便是它的支持者们也时常显示出对它的某些含意感到不自在。在本书的新的总结性章节中，我认为自己获致了一种更好的表述方式，从而比以往更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对分析性法律实证主义的不满。为此我深深感谢我的批评者们，特别是H．L．A哈特、罗纳德·德沃金和马歇尔·柯恩。他们并不总是以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批评并没有被论辩性攻击中常见的自我保护性的语焉不详弄得含糊不清。通过清楚表述其思想的基本前提，他们也帮助我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类似的澄清。
由于本书的第一版被一些主要学术旨趣在于法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发现有一些价值，我想对那些从类似的学术旨趣出发第一次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一项建议。我建议他们首先依次阅读第二章和第五章，而暂时跳过其余各章。这种阅读方式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很快找到与自己的专业旨趣相关的或许有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大致了解法学家们在界定自己的研究主题时存在的基本观点分歧。
最后，我想表达对我的秘书马莎·安妮·埃利斯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鲁思·D．考夫曼的感激之情，不仅由于她们对本书的贡献，也由于她们使我省却了许多烦忧。她们的辛勤工作和细心理解将我从耗费时间并制造焦虑的细节操作中挽救出来，而这样简琐细事务总是伴随着将手稿转变成最后的印刷品的全过程。
